文│刘平
近代中国，上海登上舞台，写就传奇。美国学者里兹·墨菲曾经把上海比喻为“近代中国的钥匙”。要深入探究近代上海经济变迁对整个中国的影响，上海钱庄业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。上海钱庄业身处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，在上海金融市场称雄近百年，扮演了独特的角色。
上海钱庄业从兴起到衰落，也是上海作为远东金融中心从辉煌到衰落的佐证之一。探究兴衰深层原因，观照当下，自有借鉴意义。
01
“庄票”：中西贸易媒介
论及上海开埠，还得从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《南京条约》说起。英国签字代表璞鼎查毫不掩饰地炫耀说，自己为英国商人找到了一个广阔的新世界，“倾兰开夏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她（中国）一省的衣料”。然而，到1854年，英国输华商品总值甚至比1843年还有所降低。显然，如果不从中国旧有的流通渠道寻找工具，就难以扩大销售市场。1847-1848年的英国国会蓝皮书，就曾提醒英国商人：不要忽略上海钱庄的作用。
根据上海邑庙之内园石碑记载，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，上海钱庄即已有钱业公会组织。由此可知，上海钱庄当起于乾隆之前，甚至有专家认为萌芽于明末。早期的上海钱庄，以货币兑换业为主业，并多由商铺兼营，与豆米、土布、沙船等业关系密切，故民间通称其为“钱米店”，或“钱布店”。上海自开埠后，对外贸易发展迅速，很快取代了昔日广州的地位，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港。不仅丝、茶输出占全国首位，洋货的输入亦独占鳌头。
上海开埠后，外商面临许多难题，包括如何判别众多华商的信用优劣，如何进行相互间的语言沟通，以及如何使用复杂的中国货币等。钱庄业在上海的中西贸易间，则成功地扮演了中介人角色，其“利器”之一，就是庄票的流通。上海钱庄的庄票，18世纪就已经通行于上海，然而以之作为进出口贸易的信用凭证，则为五口通商后的事情。外商依赖买办和钱庄，由钱庄开立庄票，作为华商付款的票据，并由买办予以保证，其作用犹如今日的银行本票。
钱庄票（银行博物馆藏）
1850年代，上海进出口贸易数量激增，华商购买洋货时，由于资本不足，往往要求外商准予延期付款，待货物运至内地销售后，再付款于外商。当时外商虽有意早日将货脱手，以免遭受赔累，然而由于不明华商底细，一般不敢造次。几经周折，终于有以5天至20天期庄票周转之法产生。其法为上海钱庄出一庄票（5天至20天），交与掮客或华商，华商再交予外商，外商以之存入外商银行，届期由外商银行向钱庄收款，或由外商直接向钱庄收款；华商则待货物售出，取得货款后，再付本息予钱庄。
此法自道光二十六年（ 1846 ）左右开始，以后随上海钱庄数目增多而运用更为普遍。 1860 年代，上海外商银行数目激增，洋商所收之庄票，几乎全部划入外商银行账户，由外商银行向钱庄收取现款。据统计， 19 世纪下半期，上海大宗的商品交易买卖，约有 70%-80% 以庄票或支票支付，可见庄票担任中西贸易间媒介的重要性。由于庄票的流通，极大地促进了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，上海钱庄的地位也随之大为提升，在信用大大加强的同时，业务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张，渐由功能狭小的传统金融机构，发展成为对外贸易不可或缺的金融组织。
02
“拆款”：双赢增强实力
华俄道胜银行大楼旧影
（图片引自杨嘉祐编《外滩·源》第142页）
除了上述的流通庄票外，上海钱庄业的另一“利器”，则是利用外国银行的拆款。上海向为外商银行集聚之地。自1848年起，外商银行即相继设立于上海者，如英商有利银行、麦加利银行、汇丰银行，俄国道胜银行，日本正金银行、住友银行，德国德华银行，比利时华比银行等，达二、三十家之多。早期外商银行的业务主要是给外商办理汇兑，与中国钱庄联系不多。
大约到1860年代后期，外商银行开展存放款业务，多方吸收存款，掌握了大量流动资金。对外商银行来说，这种用极低利率从中国社会吸收的资金必须有一个宣泄渠道。另一方面，钱庄自身的资力较为薄弱，与日渐扩张的贸易形势极不相称。在这种情形下，“拆款便应运而生了。
同治八年（1869），一位名叫王槐山的人开办了首例“拆款”业务。根据姚公鹤《上海闲话》载：王槐山，浙江绍兴人，原受雇于上海某钱庄，任跑街（业务员）之职，后因以积蓄借予汇丰银行筹备处主任，乃得任汇丰银行第一任买办。此一说法，颇具传奇色彩。
所谓“拆款”，类似于今日的“通知放款”，上海钱庄根据其实际需要，以及与外商银行的关系程度，经由外商银行买办提供保证，即可向外商银行拆借所需资金。此项借款每2天计息1次；“拆款”利率比市场利率为低。外商银行认为有必要时，则可随时索还。“拆款办理手续相当简单，拆进的钱庄只需立一庄票，存于外商银行即可无须任何抵押。
1878年8月17日的《北华捷报》报道：“中国钱庄大半都用外国银行资本做生意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”。而1884年1月12日的《申报》则表示：10余年来，外国银行通过拆放，贷给银行钱庄的款项，每年达数百万两，使银行“获息无数”。仅1911年一年，上海钱庄业的拆款总额即达1400万两，各庄借入之款，最高达到70-80万两；而当时上海一般钱庄的资本，大多在2-4万两左右。如此巨额“拆款”，有效充实了上海钱庄资力。可以说，清末上海钱庄的流动资金，几乎完全中阳国际期货于外商银行。当然，钱庄对拆款倚赖越深，外商银行对钱庄的操纵也就越紧。1870年代起，外商银行对中国金融行市的控制，实际就是通过拆款开始的。
由于上海钱庄一向放款于内地工商业，故外国银行给予钱庄拆款，某种程度上即通过上海钱庄业，向中国内地工商业提供了所需的部分资金，间接促进了外贸增长。上海钱庄在成为外商与内地工商中介人的同时，自身资力得以增强，信用有所扩大，放款明显增加，其功能亦与现代银行愈趋接近。
03
“转身”：三足鼎立新局
沪南钱业公所
19世纪中叶后，上海钱庄业顺利实现了转型，完成了其华丽“转身”。五口通商前，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，包括钱庄、钱铺、银号、银炉、票号、公估局等，而以山西票号势力最大；上海开埠后，由于外商银行的兴起，以及钱庄的扩张与转型，最终形成了票号、钱庄、外国银行鼎足而立，三分中国金融市场的新局面。
上海钱庄业实力的提升不可小视。除外商银行的“拆款”外，士绅、官吏及山西票号对钱庄亦有不少投资。1850年代，江浙富绅为避太平军锋芒，多逃入上海租界，此后即以其所携资金投资上海钱庄、票号，以获取利润。清廷官吏投资钱庄，或存款于钱庄者，为数亦颇众。如咸丰元年至五年（1851-1855），上海道台吴健彰，即曾与其同乡合伙开设钱庄，并吸收同僚之资金。1860年代，上海票号业专营官款汇兑，无暇顾及商业，乃将存款悉数放予钱庄，收取利息。1830年代，上海每家钱庄存款额约六至七万两；至1860年代，则每平均存款额约数十万两，甚至有超过百万两者。
沪北钱业会馆
放款范围和地域进一步扩大。开埠后，上海钱庄不仅放款于国内商业及沙船业，同时亦放款于鸦片、棉纱等进口业。大体而言，清季上海北市之钱庄，以支持进出口贸易为主；南市钱庄则以国内棉米、杂粮交易为主。其放款数额均颇巨大，而北市尤过于南市。1860年代后，上海钱庄的放款地域，扩张至长江中下游一带。上海钱庄同时亦开始从事商业汇兑，发行上海至镇江、汉口、湘潭等地的汇票，由商人携往内地购货。
此外，借贷与零兑功能出现分化。1870年后，由于商业的发达，催生了票据的流通和交换，并出现以借贷融通款项为主的汇划钱庄。此后除规模极小的零兑庄仍营零星兑换外，其余资本较大的钱庄（如汇划庄、元字庄、亨字庄），均不再兼营兑换业。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上海商会于咸丰六年（ 1856 ）开会议决，此后上海一切交易，概以规元（上海银两）为本位，银两铸造及成色评估均与钱庄有关，外人不得过问。从此以后，钱庄即掌握上海货币兑换率（洋厘）的决定权，以及上海市面利率（银拆）的裁定权，上海钱庄的功能进一步扩张。
“上海市银行博物馆”官方公众号。
